记忆一定是你自己的吗？也有可能是媒介塑造的

记忆是人类回顾过去的一种方式，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对过去的大量记忆，而共同的记忆则是人们构建集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早在1870年，德国生理学家Ewald Hering就曾这样写道：“记忆把无数单个现象连成整体，要是没有记忆的凝聚力，我们的意识也早就分崩离析了。”

而在构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媒介成为重要因素，能够对日常信息进行采集、理解、编辑、存储、提取和传播，久而久之，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关于记忆的机制逐渐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记忆未必就仅仅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至少集体记忆不是。

本期全媒派（ID：quameipai）编译以色列传播学者Motti Neiger的新论文（有删减），展示媒介对我们理解“集体记忆”这一术语所作的贡献，试图厘清媒介是如何塑造集体记忆的。

何为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一词最早是由奥地利小说家、散文家雨果冯霍夫曼斯特（Hugo von Hofmannsthal）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描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是如何在当下的人群中产生集体共鸣的。在此基础上，记忆研究的开创者、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将“集体记忆”一词概念化，它正式登上了学术研究的舞台。

哈布瓦赫（1992）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将记忆类型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并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对该记忆的需求的延续性。”

集体记忆不是一个隐喻，也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其构建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具有延续性。在构建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分歧被通过各种方法消弭掉，最终达成认同上的一致。因此，集体回忆可以被视为一种工具，用于培养和维持社会的连贯以及成员之间的团结。

继哈布瓦赫之后，记忆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虽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案例来理解集体记忆，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主张：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构建他们的过去来巩固其身份认同。

“记忆”本身是指一个人的精神能力，人可以处理和存储记忆，但社会没有大脑，是不会自主建立记忆的。“集体记忆”是借用“记忆”的概念来指代一种由社会成员认可的记忆，而社会及其制度的形成和改变正是基于对共同记忆的认可。

当我们在谈论“社会如何记忆”时，我们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建构往事时的公共表现和具体叙述，而当这些叙述在公共舞台上被媒介所塑造时，就成为了集体的叙事。

媒介的意义：集体记忆具体化的重要方式

探索文化记忆的传统方法是，从现在的角度探究社会构建记忆的过程，也就是探究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如何影响对过去事件的理解的。通过对仪式、博物馆、地标建筑等场景的考察，研究者得以分析媒体是如何在同一时间“记住”和“忘记”特定事件，追踪媒体纪念性叙事的变化。

同样，过去的事件也会渗透到社会当前的话语中，并影响对现在的理解，这一点在新闻报道中尤其明显。新闻不仅仅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报道，也是在将事件置于与集体记忆有关的上下文语境中。

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所有的新闻却都与过去有联系：过去的事件提供了更深刻的报道背景，让报道得以从当前的事件展开，并解释未来的趋势。因此，新闻报道更多地强调纵向的时间框架而非当下，而深度报道也让历史和时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一意义上，遥远的过去具有更多的新闻价值。

社会记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需要被具体化才能成为集体的记忆，还需要被物化才能承载其文化意义。而记忆形成和被社会认可的最普遍的方式是在媒体产品中形成的，如戏剧、纪录片、新闻、纪念网站和社交网络上的纪念帖子等。

媒体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对真理价值的不同认知说明了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质，而且媒介产品是具体化集体记忆最受欢迎的方式：大多数人每天都不愿去参观博物馆或者纪念碑，而是使用各种媒体产品来纪念，无论是否带有目的性，这都涉及到了集体记忆。

因此，媒介记忆研究的一大重点便是研究记忆在不同媒体和平台上的具体化，这种研究包含了视觉、语言信息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例如，2013年，学者Sonnevend在Stories Without Borders一书中考察了记者在报道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是如何用标志性的人物、物品和场所来描绘革命，阐述了集体记忆和相似符号之间的关系。

社交媒体为媒介记忆的具象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时代，记忆的物质化并不局限于媒体专业人士的生产，因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创作的每一篇帖子或故事都可能带有记忆元素，这些记忆可以轻松又迅速地与更多公众分享。这些内容挑战了大众媒体的线性逻辑，并为个人提供了讲述记忆并呈现过去的机会。

媒介的功能：塑造集体记忆时的三重角色

在心理学理论中，“内群体”（in-group）是指个体因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而感到被尊重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和具有共同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的人。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喜欢自己的“内群体”成员，而不是“外群体”（out-group）成员。

如上文所述，集体记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为了形成共同体而对过去的事件赋予某种约定意义的机制，而作为一种必要的记忆主体，媒介被用来划定“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边界。

与其他有影响力的概念，如“传统的发明”（invented traditions）或“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样，“集体记忆”概念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大众媒介的存在是为了克服现代国家所造成的差距。与现代化之前的社会不同，后现代社会的成员之间互不认识，需要想象其他成员的存在并分享假想的历史故事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中认为，报纸作为晨祷的替代品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成员。安德森这样阐述人们阅读纸质报纸时的集体仪式感：“它是在无声的秘密中进行的，然而每一个读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仪式正在被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复制，他相信其他人的存在，尽管他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

近年来社会科学中一个主要的课题便是研究“世界主义转向”（cosmopolitan turn）。这种转向体现在媒体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并管理好几个身份，可以决定使用哪一种媒体来与其他共同体成员进行联系。例如，一个人可以作为城市的公民，阅读当地报纸；可以作为体育爱好者，在专门的频道观看足球比赛；也能够以热播电视剧粉丝的身份加入社交媒体上的粉丝群。

因此，回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初的主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媒体都需要遵从全球化模式的时代，关于每个民族的记忆是否正在逐渐减少？集体记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将过去作为衡量时事的尺度。学者Lang（1989）曾研究过媒体是如何使用集体记忆来解释时事的，学者Edy（1999）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方向，其研究认为：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使用集体记忆是为了纪念和生产一种“历史的类比”（historic analogies），将时事报道放在纵向的上下文中，为之后的相关报道提供框架和参考。

此外，基于过去的意图、承诺和创伤等，新闻媒体正在提醒社会的，不仅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回溯性记忆，mediated retrospective memory），还有未来需要做的事情（比如关于履行一些承诺）。因此，在议程设置理论和集体记忆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这凸显了新闻故事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场所的独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媒体类型、媒介产品和集体记忆都是建构的，人们需要思考的便是这种建构是为谁服务的，谁有能力构建集体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记忆展现了它的社会影响力，而媒介则扮演了“舞台”“演员”和“导演”的三重角色。作为一个“舞台”，媒体服务于其他社会角色，为其他角色的塑造提供平台；作为一名“演员”，媒体的从业者如记者、评论员、编导等，他们制作的新闻和节目都与遥远的过去有关；而作为记忆叙事的“导演”，媒介决定了谁有权上台叙述，讲述多长时间以及用什么框架讲述，换言之，媒介决定了什么会被记住，什么会被抹除，什么会在记忆中被省略。

媒介记忆是“由媒体叙述、通过使用媒体和关于媒体系统性地探索集体的过去”。在数字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平台并存、全球化和地方化进程相互交织、受众获取媒体文本渠道增加，这些特征都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媒介记忆的意义。

1. Anderson, B. (2006).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3. Halbwachs, M. (1992).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Neiger, M. (2020). Theorizing Media Memory: Six Elements 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Sociology Compass,14(5), e12782.

7. Sonnevend, J. (2013). Counterrevolutionary icon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1956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ress.Journalism Studies,14(3), 336-35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腾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