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孩子就是逃不开补习班?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9月1日,全国31个省市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线上开学外,其他省份全部迎来线下开学。

每年一次的开学日,今年却过出了社交网络新年夜的感觉,家长真实反应冲上热搜。

他们奔走相告,开香槟,放鞭炮庆祝好日子终于要来了,终于要从无穷无尽的辅导班中解脱出来了。

9月2日,淘宝教育发布《暑期在线教育创新势力榜》,最受关注的K12机构(学前至高中教育)在淘宝售出的课程整体增长超过300%。

一方面担心宅家学习留下知识缺口,另一方面暑期出游计划的限制,让辅导机构的课程安排十分连贯,今年暑期,家长在补习班上下了血本。数据显示,淘宝教育平台中小幼课程1个月的成交额就达到了去年整个暑期的水平。

“不补,我的孩子就输了”

自媒体芥末堆教育发布的2020年教育消费调研数据指出,39%的家长表示今年的收入减少了,仅有2%的家长收入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有38%的家长表示今年会增加孩子的教育消费,45%的家长基本维持不变。即使面临着生活消费降级,不少家庭依然坚持孩子的教育消费是最后一笔要动的奶酪,排在家庭日常必须支出的后面。

而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家长花在教育上的钱,大多花在了课外班上。据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对全国18个省市18645个有效样本家庭进行的“义务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5244.08元,其中购买各类校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支出为4055.18元,约占教育总支出的77.3%

据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义务阶段家庭教育成本调查”,78%家庭平均支付子女课外补习费3820元,最高的达到年均8万元。家庭平均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

现在,情况愈演愈烈。

《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集中在12,000~24,000元和24,000~36,000元两个范围内,占比分别为22.4%和21.7%。38.8%的受访家庭用于子女校外教育和培养的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2~3成。

每年暑假,关于“月薪三万块钱撑不起一个暑假”、“一线中产到破产只需一个暑假”的讨论更是在微博上此起彼伏。

高昂的补习费用成为巨大的家庭负担的同时,中国学生的补习时长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骑绝尘。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 2015)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参加 PISA 测评的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学生,平均每周用于课外学习的时间为27小时,在所有参加测评的国家及地区中仅次于阿联酋,其中数学为课外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科。

高压力的背后,是中国家长逃不开的育儿焦虑。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2018年教育综合焦虑指数达到67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状态。尤其在孩子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

培育一个人成长的责任,绝非“重大”二字就可以概括。当你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会感到焦虑实属正常。早在2014年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家长对“教育落后”的恐慌贯穿整个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深感“教育重负”的压力、在教育结果上担心“教育无能”。

高浓度的焦虑让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鲜少上补习班的80后给自己的孩子报满了补习班。宁愿孩子童年辛苦些,也不要等他长大了后悔。在全民补习的时代,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是被时代扯下来的那一个。

特别是这些年来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对“原生家庭”的种种谴责、流行的育儿鄙视链,学区房大战等愈演愈烈的“战事”,更让为人父母者如履薄冰。

“家长教育焦虑报告”指出:为学区房而焦虑的家长人数过半;“90后”家长已经为孩子教育提前进入焦虑状态;“二胎放开”让“80后”父母“重新焦虑”;考虑到父母能力及发展与教育紧密相关,75% 的家长也开始为自身的成长感到高度焦虑。

应试教育制度之下,孩子考出高分,进入一所好的大学,成为了越来越多父母消解育儿焦虑的唯一药。

减负后,我给孩子多报了三个补习班”

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与焦虑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

为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童年”,从上个世纪起,我国号称史上最严的“减负令”一再出台,据《人民日报》追溯,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随后在过去的58年间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有十余道,各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项,但都收效甚微。

“减负”听起来很简单。无非是孩子披星戴月地学,太累了,让他们在物质条件更丰富的今天不用那么辛苦,能少学点,多休息。但实践起来才发现,这在当下的情势下根本行不通。

2004年,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把孩子从过早的考试竞争中解放出来,教育部提出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改为免试就近入学。而这一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前提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地区学校的办校质量是平衡的。

但现实我们都了解,同一个区域的学校就是有好有坏,存在质量上的差距。在“小升初”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更是出现了家长们追捧的“名校”。如上海初中的“四大名校”、北京海淀区的“四小强”、广东的东华、执信、广雅等等。这些“优质学校”集中着大量高职称教师,甚至不惜从外省“挖”特级教师。优质师资的不平衡直接造成了同地区各个学校质量之间的差距

免试就近入学这样一刀切的方式让渴望收到优质生源的重点中和渴求孩子能够获得优质资源的家长造成了无法互选的尴尬局面。

在取消统考后,择校生、特长生、特色实验班、企业子弟入学、奥数加分入学等多种优先入学途径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形成了教育领域的“剧场效应”与“囚徒困境”——看似宽松的竞争中势必有人通过私下学习的方式“抢跑”、“作弊”,结果所有人被绑架,不得不加入“抢跑”。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从“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

本着为中小学生减负,各级教育部门不断修订升学政策,让学生少学、少考、少作业。但中高考制度不变,名校数量不变,最终不过是将应试教育的主战场从公开的考试选拔转移到了暗地里,家长间,以及各地区的学区房和校外各种补习机构上。

而巨大的市场需求最终促进了课外辅导产业的繁荣。以新东方、学而思为代表的课外补习机构由此迅速崛起。

截至2018年,我国K12课外培训市场规模 5205 亿,增速 11.2%。

随着升学压力的增长以及对优秀学业成绩的期望增加,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选择课后辅导。据 Frost&Sullivan报告,2017年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平均花费10.6 小时进行课外辅导,特别是随着求学阶段临近高考,中国学生的 K12课外辅导参与程度逐级提高,在高中阶段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与K12课外辅导。

2017年大约有12.7%的幼儿园儿 童,21.9%的小学生,36.8%的初中生, 以及57.8%的高中生,参加了K12课后培训课程,大量持续而稳定的生源推动了中国课后辅导市场保持稳中增长。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行业崛起

而一场疫情,将在线教育带入了学生和家长的视线之内。

2.65亿在校学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为孩子寻找最优的培养路径,家长们更是不断尝试品类多样的线上教育产品。根据中科院K12在线教育市场调研报告进入2020年以来,全国共有2亿多中小学生完成触网学习——相当于85%的中小学生都体验了在线教育,这个数字是2019年结束时的近6倍。

在线教育的爆发给了这个传统辅导行业巨大的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弥补了传统辅导行业的一些缺陷。

传统课外辅导业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老师和场地。一个典型线下机构的教师薪酬和场地租金要耗费掉60%左右的营收。而线下场地有限的辐射半径及利用时间、优质师资漫长的培养周期阻碍了机构的快速扩张,全国性品牌难以下沉:2017财年,新东方855个学习中心、好未来507个学习中心分别有90.8%和99.8%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难以下沉到被地头蛇和众多小机构把控且人才短缺的中小城市。

而当互联网技术被用于辅助开展学生课程、教育培训,极大缓解了乡村学校面对的两大痛点:中小城市以及乡村学校师资人数不足甚至无法开齐课程,以及学校师资教学水平不足无法保证教学质量。数据显示,在参加过线上课程的中小学生中,26%的学生认为线上课程能学到学校里没有的知识。乡村镇这一比例达到29.3%,明显高于一线城市的18.2%。在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资源在地域的不均衡性。

疫情期间,不少地区通过网课,整合了当地优质的师资,将原本无法共享的课堂在“云”中实现了共享。一根网线,一块屏幕就可以搭建起线上课堂优势得到很多老师和学生的认可。在线教育的普及打破教育的时空界限让更多基层偏远地区的孩子发现,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得到改变命运的优质教育资源。

日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部署学校教学工作时就指出,“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因为融合了‘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

而在调研的反馈中绝大多数家庭认为,在线教育有显著的学习效果和较高的性价比。因此越来越多的家长决定转移阵地,将教育军备竞赛放到了线上。

调研数据显示,有61%的家庭每年为孩子的K12在线教育投入超万元,27%的家长表示愿意每年花费5千至1万元用于孩子的K12在线教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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